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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ujianguo1104的博客

鲤鱼洲情怀——我的兵团梦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76年4月20日到五星垦殖场27大队,79年6月离开。我只是个混混,属落后分子。短暂的三年学会了草与禾的区别,也知道了“谁念盘中餐”的含义。一混就五十多了,混之余,偶尔就会想起那些泥里滚田里爬太阳暴晒风吹雨打的战友们,当年英姿风发,朝夕相处,而今老态龙钟,天各一方。今天借《鲤鱼洲情怀》这个博圈叙叙旧,感谢那些曾经关照和帮助我的战友们,也向曾经跟我打过架和生过意见的战友们道个歉。想的时候来个电话,需要帮助的时候告诉一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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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册 实用佛教 第七课 佛教的政治观  

2013-09-11 11:01:5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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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政治是社会组织的重要一环,凡行政上所施行的一切治国之事,概称为政治。一般人谈到政治,每每将之与权术、谋略、党派、斗争画上等号,因此强调和合无诤的佛教徒,往往避谈政治,甚至在社会人士高唱「宗教的归宗教,政治的归政治」口号之下,更以远离政治为无求。
  然而实际上,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,人是群居的动物,不能离群索居;既然无法离开群众,自是不能远离政治而生活。再说,参于政治是国民的权利,除非触犯国家刑法,被褫夺公权的人才没有参政的资格。佛教徒中,即使出家僧侣也要纳税、服兵役,尽国民应尽的义务,所谓出家并不意味著出国,何况佛教主张不仅要自度,还要度人。佛教与政治有著异曲同工之妙,彼此息息相关,相辅相成,不但政治需要佛教的辅助教化,佛教也需要政治的护持弘传。因此历代以来,佛教非但未曾与政治分离,而且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,例如佛陀成道后,游化诸国,经常出入王宫说法,开示仁王的治国之道,许多印度大国的君王如频婆娑罗王、阿阇世王、波斯匿王、优填王等,他们受到佛陀的感化而皈依佛教,进而成为佛教的护法,并且将佛法的真理应用在治国安邦上,健全社会,福利百姓。佛陀涅槃之后,仍有许多国王,如阿育王、迦腻色迦王、戒日王、弥兰陀王等,他们遵循佛陀教法,以法治国,建立清明政治,写下印度史上辉煌的一页。
  在中国,历代僧侣与帝王也常有密切的合作往来,其中或有辅弼朝廷被尊为国师者,如:南阳慧忠、法藏贤首、清凉澄观、悟达知玄、玉林通琇、天台智顗等。或有出仕朝中为宰相者,如宋文帝礼请慧琳为宰相,日理万机,时人称为「黑衣宰相」;唐太宗向明瞻法师请教安邦定国之道,明瞻陈述以慈救为宗,太宗大悦,尊为帝相;明朝姚广孝本为道衍禅师,永乐皇帝爱其英才,敕令还俗辅佐朝纲,对明初的清明国祚贡献很大。
  此外,自魏晋南北朝起,朝廷并设有僧正、僧统、僧录司、大僧正等僧官,至今仍为日本所沿用。直到今日,西藏实行「政教合一」;泰国、锡兰、缅甸、尼泊尔则以「佛教领导政治,政治尊重佛教」;日本不但以佛教为国教,而且规定全国人民要信奉三宝,执政者要礼敬三宝,佛教备受尊重;韩国亦曾以佛教为国教,并曾雕刻大藏经以救国。凡此都说明佛教与政治关系密切,政治需要佛教的辅助教化,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:「佛教乃救世之仁,可补政治之不足。」
  佛教不但有和谐政治的功能,并可帮助政治化导边远、消除怨恨、感化顽强,发挥慈悲教化的功效。例如佛教的五戒,对安邦治国的贡献,正如《传戒正范》云:「若百家之乡,十人持五戒,则十人淳谨;百人修十善,则百人和睦,传此风教遍于宇内,则仁人百万。夫能行一善,则去一恶;能去一恶,则息一刑;一刑息于家,百刑息于国。其为国王者,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!」
  佛教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与贡献,历代均有记载,诸如:帮助生产、开发交通、保护生态、利济行旅、文化建设、安住军民、兴办教育、医疗救济、财务运转、科技文学等。
  佛教在烽火漫连的乱世,经常扮演攘敌安邦的角色,例如:佛陀对摩揭陀国雨势大臣昭示健全国家的「七不退法」,巧妙的化解了一场血腥战争;唐朝的安禄山举兵造反,军需短绌,佛教徒于是发起贩卖度牒以增加军费,为平定安史之乱尽了最大的力量;南宋高宗偏安江南,礼请法道禅师入朝共谋国事,在禅师的极力奔走之下,为国家劝募了丰足的军粮,并且参战军旅,贡献计策,稳定了军机。曾经一度为禅僧的刘秉忠,元帝入主中原,耶律楚材仰慕他的贤能,特别征召他出仕为相,刘秉忠为了保全汉人的生命财产,免受无辜的杀戮,于是挺身而出,立朝仪,订制度,辅佐耶律楚材推行汉化,延续了汉民族的命脉。元代至温禅师,由于赞助王化有功,感动世祖而敕封为佛国普安大禅师。中国共产党南区司令许世友曾为少林寺和尚等。可以说,自古以来,佛教辅佐、教化政治的史例,多不胜举。
  佛教教义与僧侣行仪可以影响帝王的政治理念,建立祥和社会;帝王的权势则能帮助佛教普遍弘传,净化世道人心。晋代道安大师说:「不依国主,则法事难立。」佛陀在《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》中,将护法之责交付国王,以收「上行下傚,风行草偃」之功。此可证之于佛世时,因为有频婆娑罗王、波斯匿王的护持,佛教才能传遍五印度;佛陀灭度后,阿育王修建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,并派遣布教师到锡兰等地弘法,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传,广宣流布。中国因有东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西赴天竺迎请迦叶摩腾、竺法兰等高僧来华弘法,佛教因此得以传入中国。至于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,大多是由于历朝帝王保护,设置译经院,因而得以完成,如鸠摩罗什大师受后秦姚兴的护持,在西明阁从事译经,而有《法华经》、《中论》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经论流传后世;玄奘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,译出《大般若经》、《成唯识论》等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经论,使法宝圣教的光辉普照于中国。
  又韩国的法兴王、高丽太祖、李朝世祖;泰国的坤蓝甘亨王、立泰王、怛莱洛迦王;锡兰的天爱帝须王、摩哂陀第四王、末罗王;缅甸的阿奴律陀王、敏东王;越南的第三主圣宗;老挝的维苏王等,他们有的发心出家,有的广建寺院,有的结集经典,有的注疏讲经,有的建立戒坛,都是历史上对佛法热心护持的帝王。
  现代信教自由,且政治有护持佛教的力量,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用。因此,佛教需要政治的护持,政治勿嫉妒佛教,勿舍本逐末,唯奖励慈善,应该多奖励从事净化人心,改善社会风气者。而佛教对于社会的关怀、人权的维护、民众的福祉,自是不能置身事外。因此,佛教徒不能以远离政治为清高,所谓「问政不干治」,个人可以不热衷名位权势,但不能放弃关怀社会、服务众生的责任。今日佛教徒为了弘法利生,对政治不但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,相反的,应该积极关心,直下承担,这正是人间佛教菩萨道的实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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